能源和水是重要资源且越来越稀缺,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本文通过识别“能源-水-经济”关联的驱动因素和关键部门,探讨如何对其进行协同管理,进而实现三者的可持续发展。主要研究工作和创新性成果如下:（1）提出“能源-水-经济”关联关系驱动因素分解框架,将单指标因素分解模型扩展为双指标因素分解模型,将表征“能源-水-经济”关联关系的双强度指标—能源强度、用水强度—的变化归因于产业结构效应、生产技术效应、人口承载效应、人口结构效应、生活方式效应等五个因素。结果发现,生产技术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是节能与节水的主要驱动因素。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产业结构效应会使能源强度、用水强度呈现出“一升一降”的变化,造成节能与节水目标互相冲突,因此合理的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充分权衡不同的目标。（2）构建“能源-水-经济”部门联动模型,核算不同部门单位产出完全（直接+间接）诱发的能源消费量、用水量、经济增加值,并提出全能源强度、完全用水强度两个新指标,从直接和间接角度更全面地衡量部门的“能源-水-经济”关联关系,然后通过四象限分类法将所有部门划分成四种关联类型,发现设备制造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其他服务业等5个部门的完全能源强度和完全用水强度均较低,创造单位完全增加值消耗较少的能源和水资源,属于低耗能低耗水的关键部门,需要优先鼓励发展。（3）构建“能源-水-经济”多目标协同管理模型,设置9个策略情景,以2017年为基期,动态模拟2018-2030年的能源消费、水资源使用、以及经济发展情况。结果显示,若经济保持每年6.5%增速,会带来很大的资源压力,2030年能源消费量和用水量分别超出规划目标的57.7%、83.6%。若控制能源消费量和用水量,累计GDP总额将减少29.4%。但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累计GDP总额仅降低9.2%,说明产业结构调整具有较大的节能、节水潜力,其中,其他服务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业、设备制造业、建筑业这4个部门的产值扩大最多,占新增总产值的84%。在产业结构调整与生产技术改进的组合策略下,累计GDP总额将上升3.4%,经济增速保持在6%以上。这意味着通过采取有效的调控策略,可以同时实现能源、水、经济三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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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出现了千城一面的困境。这就提醒我们,城市形象尤其是视觉形象设计应受到地域文化的规约。苏州的水文化在城市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苏州水网塑造了苏州独特的地域文化意象,对建筑、人居等产生了重要影响,呈现出特色鲜明的水乡风貌。同时,这条水文化的文脉,对于今天苏州的城市建设、城市视觉形象建构依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从水文化的视角研究苏州的城市视觉形象,这两者的联系也能更好地凸显苏州城市视觉形象的特色。论文从古代到现代进行梳理,论析了苏州水文化的赓续、嬗变,及其在文学、绘画、传统与现代设计作品中的表现,总结出苏州水文化艺术表现的特征,并对苏州水文化符号的视觉资源及其类型进行分析。文中还将苏州与威尼斯两座城市进行了比较。随后分析了当代城市视觉形式设计中对水文化元素的运用,以及生活景观、城市生态、旅游视觉三个向度,并提出了水文化元素在城市视觉形象设计中的运用原则:识别方便、个性明确、内涵丰富、认同广泛。最后提出了水文化视角下的苏州城市形象的设计创新问题,在创新前要深入挖掘传统水文化资源,学习其他优秀城市的经验,并使创新回归人与生活。在设计创新中要注重不同类型设计的碰撞,注重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东方与西方文化的融合,还要注重高新技术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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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水与经济发展之间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水经济的研究成果较少,通过对水资源属性、经济特性以及水经济的不同形式来剖析水经济的特点,水资源的不同特性可以衍生出不同的水产业,从来带来不同的水经济效益。近年来,浙江省通过开展美丽河湖的建设,大大改善了省内的水环境,形成了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水经济模式,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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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国家越来越重视农村的人居环境保护。但由于我国农村范围的广阔,农村人口及村落分布的复杂等各方面原因,使得我国目前的农村环境保护进展不容乐观,尤其是农村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而地方政府在水环境保护中工作不到位,众多农村水环境保护政策流于形式。此时,为了对我国现阶段农村水环境污染进行防治,推动农村清洁建设,促进我国乡村振兴,迫切需要拓宽我国农村水环境保护的主体范围,在农村范围内实现一定的水环境自治。因此,根据对我国农村村民自治的发展演变,以及对与村民自治相关的概念的辨析和理解,提出对我国农村水环境保护村民自治存在的法律问题的探究和完善。农村水环境保护是我国水环境保护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在特定的农村范围内实行农村水环境保护村民自治,能够充分发挥我国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村村民自治中特殊的地缘、组织、规模效益等优势,是我国村民自治组织在农村环境管理职能的体现,也是对政府在农村水环境保护中不足的弥补,亦是对我国农村居民环境利益的维护,是我国多元共治的需要。因此,通过对我国农村水环境污染的现状及我国农村水环境保护村民自治的情况分析,发现我国农村水环境保护村民自治存在的法律问题包括:农村水环境保护村民自治的依据不完善;我国村民自治组织作为农村居民开展自治的组织单位,在农村水环境保护中的地位未得到明确;我国农村水环境保护村民自治的具体方式尚未被确定;以及保障我国农村水环境保护村民自治的相关制度还不完善。为此,提出在我国立法上对农村水环境保护村民自治的依据进行完善;对我国村民自治组织在保护农村水环境自治中的主导地位进行明确,并规定其具体的农村水环境保护权利和义务,对其在我国农村范围内开展水环境保护的方式进行确定;并提出对农村水环境保护村民自治的保障机制进行完善之建议。试图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因村制宜,在村民自治组织的主导下,开展我国农村水环境保护村民自治,推动我国农村环境整治,恢复农村居民全面、安全、健康饮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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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羊河流域的历史演变与水资源开发利用密切相关。从汉唐到明清,流域内水资源管理经历了从军屯制到民屯制、从正式制度为主到乡规民约等非正式制度管理为主的嬗变;建国以来,伴随流域内工农业活动的加剧,水资源管理制度又经历了从时间水权到水量水权的变化。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是传统水资源管理制度基础上的一项强制性制度变迁,在具有项目治理优势的同时也有其限度,将项目治理和乡规民约结合起来,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引导农户积极参与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是流域内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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